村上春樹2017年的長篇小說《刺殺騎士團長》，依舊維持了他過往作品的曖昧性，難以用單一解讀角度去討論本身象徵寓意，既可以說是抹煞了討論意義的可能性，也可以說是開啟了多元解讀和對立見解的起點。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在日本國內引發討論的是卻是將近千頁小說中，一小段提及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回溯文字:「也就是南京大屠殺事件。日本在激烈的戰鬥之後佔據了南京市內，在那裡進行大量的殺戮。...中國死亡的人數有說是四十萬人，有說是十萬人。但四十萬人和十萬人的差別到底在哪裡?」
這段文字隨即在推特和日本文壇引起右翼人士的批評，《永遠的零》的作者百田尚樹甚至批判村上「為了得到諾貝爾獎，討好中國」。但是個人覺得這樣的爭論已經模糊了文學討論的焦點，其實在過往村上的小說中就經常藉由角色之口提及歷史事件，像是《發條鳥年代記》中的諾門罕戰役，雖然可以理解日本社會長久以來對南京大屠殺的主流立場(甚至有些人覺得南京大屠殺是中國偽造的歷史事件)，但是在文學作品中討論這樣政治意識形態的問題，對文學的純粹性實在是一種傷害。
村上文學創作思考的投射
《刺殺騎士團長》的主角設定為一位36歲面臨中年離婚危機的肖像畫作家。正因為如此，村上藉著「我」之口，乍看是討論畫家本身對於肖像畫的見解，其實也是村上本身對於文學創作世界的考察。
他自述為免色先生描繪肖像畫時，「是我動用自己的手，跟隨自己的意志畫出這幅畫的。選擇顏料的是我，用畫筆、畫刀和手指把那色彩塗到畫布上的也是我。但換個角度來看，或許我是以免色這個模特兒為觸媒，找到並挖掘出本來深埋在自己心中的東西而已。」讓我想起之前他在《發條鳥年代記》(印象中)中提到的:「文學應該是能夠從自己身上自發性湧出來的東西。」
而麻理惠在最後凝視的自己未完成的肖像畫時說：「畫未完成，好像我自己也永遠未完成，不是很美好嗎?」以我個人的解讀來說，就像是村上自己對於文學創作所抱持的開放性，是奠基於生命本身的開放性。找尋解釋本身在村上的文學觀中並非最重要的問題，因為生命、文學和肖像畫一樣，能夠從多面向的角度照射同樣的自我核心。
意念與隱喻
《刺殺騎士團長》一書的上下篇分別叫做「意念顯現篇」和「隱喻遷移篇」。騎士團長稱自己是一「意念」(Idea)，並且假借騎士團長的形式被人所察覺，這是相當柏拉圖式的哲學觀。柏拉圖在著名的太陽隱喻當中，以人類的眼睛必須透過太陽做為媒介看到事物的本質為喻，說明了人類感官世界所感知到的事物本質，如果沒有理性的形式照亮，就等於一無所知。
舉個例子，就好像「馬」這個詞語本身指涉的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並沒有特別針對現實世界裡的哪一隻馬，因此就像騎士團長自己說的，Idea是不會有空間和時間觀念的，相對於我們的感官世界中，馬是會腐爛的有形體，因此是流動的，但是雖然有形的東西不斷流動，但是馬這個Idea卻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雅典學院一畫中的柏拉圖，「形式照亮感官」的認識論是否是村上小說中Idea的原型呢?
村上春樹在上篇後面提到了刺殺騎士團長這幅畫「對看那幅畫的人，卻有強烈訴求什麼的感覺。我感覺雨田具彥想把他所知道的非常重要但不能公開的事情，以個人的暗號化為目的，畫出那幅畫。」時，讓我開始思考，如果主角「我」和麻理惠都能夠看到騎士團長的存在，代表他們都必須要有騎士團長所代表的意念，才能夠去照亮騎士團長這個形體。但是當初雨田具彥在繪製這幅畫時，作為鋼琴家的弟弟被迫拎著槍桿上戰場後自殺，自己也在維也納差一點受到納粹的迫害而處死，到底雨田在這幅畫中承載了什麼樣的意念，跨越了歷史和時間，以騎士團長形象，被時空背景迥異的主角所感知?
換句話說，一位二戰時期備受迫害的日本畫家，和一位面臨離婚危機和自我迷失的肖像畫家，在不同的處境之下得到了某種相同意念的啟發，因而產生了那條在安養院中隱喻(Metaphor)的連結。至於那共同的Idea是什麼?對每個讀者而言，答案自然不同，而這也是下一段要討論的事情。
「我」的內心世界
作為一個處在36歲尷尬年紀、妻子莫名其妙提出離婚、迷失職業生涯方向、辭掉肖像畫公司穩定工作的畫家而言，內心世界想必是紊亂的。書中另一位事業有成的免色先生以「偷窺」作為人生重要課題，他的物質世界富足無虞，對於生活一絲不苟，卻選擇在精神世界中活在平衡與不平衡的不確定性上，得到他所謂的快樂，和主角形成鮮明的對比—「我」就像是一個在海上拼命抓住木板的人，處在混亂與不確定的內心世界，卻仍然想要相信些什麼。
在安養院中那幽暗深潛的隱喻世界，乍看是雨田具彥的畫作中所勾勒出來，但對我而言，那就是看了這幅畫後產生連結的我，自己投射於畫上的內心世界(畢竟一開始就說這是隱喻的世界了)。「殺害」的象徵，在《海邊的卡夫卡》中也曾經被運用過，一方面有著弒父的意義，也代表了新生命的開始，對於一個經濟壓力折磨、創造力低落等考驗接踵而來的失意畫家而言，下定決心一刀刺死騎士團長、開始新生絕不是容易的事，一個人潛入黑暗幽深的內心世界，展開一場與內在精神搏鬥的試煉，進而成為一個與原本略有不同的自己，更是艱辛的勞動。表面上旅程的展開是為了解救麻里惠，但其實最後自己也被救贖。
▲我一直不太理解，伊底帕斯情結為什麼會經常的出現在村上的小說中。
不過個人覺得，在海邊的卡夫卡中的引用偏向宿命性;在本書中好像更接近重生的象徵。
和原本化用過來的典故好像都不太一樣。
在這個隱喻世界中，有被無臉擺渡人稱為「雙重隱喻」的最黑暗部分，對他來說自然是白色Subaru Forester的男人，在主角和陌生女子交媾的時候，用嚴厲全知的眼神告訴他:「你在哪裡做了什麼，我全都知道。」，更深一層來說，這個男人更象徵了我內心最深沉的恐懼與罪惡感，但是在這個世界中狹路相逢，他必須要面對自己最黑暗的部分，才能夠進化成更完整的自己。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代表善良的安娜女士，又或許是我懷念的已故妹妹Komi，在內心世界的戰爭中伸出援手。
對於雨田具彥來說，二戰時期的暴力和不自由，就像無形的巨網，無論逃到何處都無法躲開，身心受到壓迫的他只能轉而將內心「對抗」和「自由」的意念投射在藝術中，當我真正在現實世界裡刺殺了騎士團長，他追求自由與人性美好的意念橫跨時間與空間，獲得了繼承，那在小祠洞穴中搖了將近一世紀的鈴終於不再叮叮作響，雨田也安靜的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自由與不自由的拉扯
村上春樹在以前的作品裡面，就一直相當喜愛討論「人到底自不自由」的問題。在最近重新出版的1979年處女作《聽風的歌》中，收錄了寫給台灣讀者的一段序，有一段文字寫著:「一個人，要在社會上自由而自立地活下去該怎麼辦?...然而包圍著我們的這個現實社會，卻非常強大，而且難以理清的複雜，顯得好像在把我們想要完全自由自在地活下去的意志—加以打擊粉碎。」，高牆與蛋的比喻也暗示著人的自由意志在巨大的社會裡其實是脆弱無比的。
在《刺殺騎士團長》中，村上也藉著麻理惠之口說出了這幅畫的Idea: 就像是一隻鳥想要從狹小的籠子裡飛出去一樣。
但是我覺得很特別的是，我們從雨田具彥面對德奧合併後的清算活動時，努力在狹縫中求生存的狼狽，到故事主角在中年危機時被捲入一連串身不由己的超現實事件，同樣的「人自不自由」問題竟然可以跨越歷史和空間，展現出問題本身的永恆性。
而在故事最後，主角透過進入自己內心的隱喻世界，得到救贖的過程，不知道是否暗示著「看似是那些來自外在現實的操縱和壓力，使我們的生存如此費力，但到最後，問題的答案必須要走進自己內心中尋找。」?這又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了。
▲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文學獎受獎時說:「我永遠站在雞蛋的那一方。」
確實在他的小說中，經常呈現出對戰爭殺戮的憐憫，以及對民主自由精神的愛好
結尾—相信與懷疑之間
我最後被送回洞穴時，「靜靜地等待世界的剝除」。我覺得這是很美的一個形容，處在小祠後方的黑暗洞穴中，當時間、聲音和光線被一一剝除時，這個世界還剩下什麼?甚至連這是不是我進入隱喻世界前的那個世界這個基本問題，也變得難以回答。從表面上來看，我大概是掉回了同樣的地方，一切回到原點，但真的是一模一樣的原點嗎?還是就像他自己說的，成為了一個稍微偏離、稍微有點不一樣的自己?
最後，我選擇回到原本的公司畫肖像畫，也和前妻柚子重新開始，雖然不確定孩子是誰的，但是他選擇「相信」自己在觀念上成為了孩子的爸爸。甚至在最後一句話中對女兒說道:「騎士團長真的存在喲!你最好相信。」一反過去村上小說中，帶有悲觀迷失色彩的結局(像是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中的「一個人被遺留在宇宙的邊土」)，第一次強調了相信的力量。或許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隨著村上年紀的增長，人生觀的些微改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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